本期嘉宾：
刘绍宇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闫海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跨国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境腐败已成为当前腐败发生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将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追逃、追赃、反腐败国际合作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成果，为跨境腐败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也需要看到，现阶段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未来，还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完善该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不断提高跨境腐败治理的成效。
问：新时代跨境腐败治理有哪些制度化成果？
一是构建常态化追逃体系，实现外逃腐败分子历史性归案。十八大之前，对外逃腐败分子，追逃工作存在抓捕艰难的现实困境。面对此种现状，2014年党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纪检监察、公安、检察、外交、司法、海关等多部门力量，通过推进天网行动，推动追逃工作从个人追捕向常态化追逃的根本转变，进而体现了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反腐决心。截至目前，通过规劝返程、强制遣返等手段，我国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腐败分子过万人，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六十余人归案，亚洲区域红通人员实现全部清零，有力遏制了腐败分子外逃蔓延的势头。
二是健全跨境资产追缴机制，实现追逃追赃一体化部署。十八大之前，跨境腐败治理存在重追人、轻追赃的倾向，致使外逃腐败分子通过离岸公司、地下钱庄、信托等方式向境外转移的巨额资产无法得到很好的追缴。对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高度重视，组织开展职务犯罪境外追赃挽损专项行动，运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手段，加大对境内外涉案资产追缴力度。据统计，2025年1月至11月专项行动期间，共追回赃款236.57亿元。
三是强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助力跨境腐败的全球治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主权平等、法律制度不同、执法管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跨境腐败治理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十八大之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条约偏少、参与度低、国际话语权薄弱，致使跨境腐败治理效果不佳。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通过推动《北京反腐败宣言》《关于加强执法合作、拒绝腐败避风港的北京共识》等文件的出台，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高跨境腐败治理的成效。在此背景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100多个国家反腐败机构建立了工作联系，与25个国家的28个反腐败执法机构和联合国毒罪办、国际反腐败学院2个国际组织签署反腐败合作文件30份，以推动跨境腐败治理国际合作的顺利开展。
问：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的现状和不足？
基于统筹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需要，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内立法为主体，以国际条约为补充的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一方面，国内立法为跨境腐败治理提供了规范依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等核心罪名，覆盖公职人员跨境贪腐、境外商业贿赂等典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设置反腐败国际合作专章，将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跨境反腐的主管部门，组织反腐败国际条约实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等法律通过跨境送达文书、调查取证、财产查封扣押、涉案财物返还、引渡等程序设置，为追逃追赃工作的进行提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破解了“人跑赃留无法追缴、外逃人员无法定罪”的治理难题，实现追责与追赃分离；等等。另一方面，国际条约是我国跨境腐败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其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跨境腐败治理的核心国际法依据，也是国内涉外反腐立法的重要对标蓝本。同时，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的双边条约是跨境个案协作的规范依据，为跨境取证、人员遣返、资产移交等国际合作事项提供可落地的规范指引。
相较于复杂多变的跨境腐败新形势和国际反腐合作新规则，现阶段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规范体系碎片化严重。我国尚未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现有跨境腐败治理规则分散于各部门法中，缺乏统筹性、系统性和专门性。二是跨境司法协作存在制度壁垒。我国引渡条约覆盖范围有限，导致引渡渠道严重受阻，因而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依赖劝返、遣返等成本高、不确定性强的替代方式。同时，我国基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作出的裁判，因与英美法系的司法规则冲突，域外认可度极低，使得大量生效判决沦为“纸面判决”，难以实现跨境执行。三是企业跨境合规立法薄弱。相较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的强约束效力和域外管辖规则，我国私营部门跨境腐败治理立法存在明显短板。目前仅靠《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等少数规范性文件规范企业境外廉洁合规行为，未确立企业预防贿赂失职的刑事归责制度，导致企业放任境外行贿、合规体系缺失等行为难以被追责，且违法成本极低。四是国际条约国内转化不足,导致我国的履约效能受到限制。
问：对完善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有哪些对策建议？
一是推进顶层专门立法。加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填补专门立法空白，明确跨境腐败的行为类型、管辖规则、治理主体、预防机制、协作规则、追责标准等方面的内容；整合分散在各部门法中的跨境反腐条款，解决规范碎片化问题；通过备案审查，梳理各部门法中的冲突条款，提出相应的审查建议，并督促相关主体及时修改完善，以实现跨境腐败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
二是健全国际合作机制。持续拓展国际反腐合作网络，重点推进与欧美核心国家的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协定谈判等工作；完善跨境裁判互认、证据互认制度，出台域外证据采信、跨境资产查封冻结等方面的法律，适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规则，解决“纸面判决”难题；细化涉案资产分享制度，明确分享比例、扣除标准和分配流程，以规范跨境资产处置程序；建立常态化情报共享和联合办案机制，以立法形式明确信息流转、保密、使用边界，推动跨境腐败治理国际合作常态化、法治化。
三是强化企业合规立法。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立足我国国情，构建刚性的企业境外廉洁合规法律体系，确立企业合规失职刑事追责制度，对未建立合规体系、放任境外腐败的企业依法追责；完善第三方中介监管规则，明确跨境咨询、代理、金融服务机构的反腐合规义务，严厉打击协助隐匿赃款、勾兑利益的违法链条；细化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的合规监管细则，建立企业境外腐败风险预警、合规审查、失信惩戒机制，助力企业跨境廉洁治理。
四是深化国际条约国内转化。全面推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的国内立法转化，将国际条约的内容要求通过法定程序落地为国内可执行的法律规则，以实现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的有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球跨境反腐规则制定，依托G20、APEC等多边平台，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兼容各国国情的国际反腐规则体系，抵制单边长臂管辖、政治化反腐等不合理行为；完善多边履约监督机制，强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腐法治交流，输出中国跨境腐败治理经验，以提升我国在全球反腐败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