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年的全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日交出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绩单，其中，聚焦打击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有了显著“战果”：浙江公安机关打掉1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1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
这场时隔5年再次掀起的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次剑指新型黑恶势力的隐形变异新形态，其深层价值在于精准击穿黑恶势力隐蔽化、新型化、链条化的痛点，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打伞破网”赋予了更具现实针对性的新内涵。
当前，这场专项斗争备受全国各地重视，浙江、福建、海南等多地公开向社会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陕西、甘肃等省党委书记还专程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拓宽线索举报渠道，精准锁定打击对象，为深挖背后组织和伞网链条打好基础。”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在调研中指出。这与此次专项斗争“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的要求高度一致。
从近年来各地通报的涉黑涉恶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黑恶势力与腐败问题，是共生共长的“孪生毒瘤”。
比如，杭州滨江区特大涉黑组织头目虞关荣，垄断混凝土行业和工程市场，涉案金额达40余亿元，其背后的“保护伞”多达26人，这些原公职人员覆盖了公安、法院、监狱、城管、农业、城建、街道等多个部门，还创下浙江扫黑除恶史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保护伞’同日判决”的纪录。
再如 ，轰动一时的云南孙小果案，涉案的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有19人，因职务犯罪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多名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执纪执法活动的“保护伞”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由此可见，黑恶势力所“恃”的，正是他们头顶上的那把只手遮天的“保护伞”和背后那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只有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严肃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编织“关系网”的党员干部，才能彻底根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有“网”必破，有“伞”必打。这次，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就说“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和政法机关问题线索快速移送机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也强调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长期斗争、依法打击、标本兼治、精准督导”。
话分两头。今年为何重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追溯至2018年，一场雷霆万钧的“扫黑风暴”席卷全国，这场专项斗争持续三年时间。从2018年至2020年，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3644个、涉恶犯罪集团11675个，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8.97万起、立案处理11.59万人，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5.47万个，排查清理存在“村霸”、涉黑涉恶等问题的村干部4.27万名。到了2021年，全国扫黑除恶斗争转入常态化开展。
然而，看得见的平安之下，看不见的威胁在变异升级。今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既是持续巩固扫黑除恶斗争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应对黑恶犯罪新形势新挑战的必然要求。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点得很透——黑恶犯罪正在从“网下”转向“网上”、从“显性”转向“隐性”、从“硬暴力”转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转向“新兴行业”。
不同于传统黑恶势力的显性暴力特征，新型网络黑恶势力以“软暴力”为主要手段，从非法网贷暴力催收、网络水军舆情敲诈，到网购恶意投诉索赔、直播领域抱团控评等，其灰黑产业链几乎完全依托线上场景完成，隐蔽性极强。这类黑恶势力的滋生，背后不一定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公权力寻租以及党员干部放纵、包庇的情况，但是往往与部分平台企业主体责任缺失、非国家工作人员“微腐败”、行业监管漏洞以及数据治理边界模糊等问题有关。比如，一些网络平台存在的异常账号、非法引流、违法信息交易，就可能成了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重要支撑。
如果只打击前端的犯罪团伙，却不循线深挖力斩其背后的工具链、技术链、资金链、利益链，这类黑恶乱象很可能“春风吹又生”。因此，必须以正风反腐与扫黑除恶并举的严肃性和穿透力，推动平台治理、行业整治、源头防范和生态净化的系统性重塑，让新型网络黑恶势力失去“保护伞”“关系网”，才是至关重要，才能治标又治本。
新时代新形势，正风反腐是“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心工程”，扫黑除恶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