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归真 政绩归实
2026年4月，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河南多地招商数据造假案引发广泛关注。漯河市舞阳县上报2025年度省外招商到位资金78亿元，实地核查后真实到账金额仅1亿余元，数据水分超98%；郑州、商丘两地同步曝出数亿元虚假投资，无合同、无流水、无落地项目，仅凭报表凭空造绩。目前，河南全省已叫停招商数据考核排名，25名涉事干部被追责问责。这起典型案例，撕开了当下政绩工程最隐蔽的伪装——数字政绩。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面向全党开展政绩观纠偏，明确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坚守实事求是，为民创绩、实干建功，从严纠治各类政绩观跑偏、弄虚作假、虚功浮绩问题。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之年，这场学习教育剑指一个老问题的新变化：政绩工程正在从“大拆大建”向“数字注水”“花钱买虚名”等更隐蔽的方向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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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绩披上多重隐蔽外衣
不同于早年粗放扎眼的面子工程，当下的数字政绩披上多重隐蔽外衣，肉眼难辨、迷惑性极强。那些亮眼的增速、超额完成的数据、靠前的排名，很多只是键盘敲出来的泡沫，它们没有产业根基，更谈不上实际成效，却大摇大摆地写进了统计报表、基层总结、干部述职报告中。
在经济发展领域，统计注水、花钱造绩最为普遍。考核排名的重压之下，部分地方脱离真实经济基本面，走上“造数据冲位次”的捷径。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督察显示，多地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产值、社零总额被层层虚增，上级下达硬性增速指标，下级便无底线凑数、改数、编数。更隐蔽的变异手段层出不穷，例如注册空壳企业虚开发票虚构贸易流水，动用公共财政跨省购买异地外贸额度，把省内资金包装成省外投资，过期流水充当新增实绩。安徽省凤阳县便是一个例子。在常规统计督察中，该县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被确认失实，滁州市纪委监委对3名党员干部予以处理，并对全市10个地区（单位）上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不实问题启动问责程序，问责单位12个、党员领导干部17人。新疆阿克陶县则更为直接，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为追求“数字政绩”，授意园区内一家企业伪造统计资料、虚报统计数据，造成数据严重失实。
造假手段还在升级。2024年6月，辽宁省海城市花费498万元，与某“百强县”榜单评价机构签订“县域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研究综合服务”咨询合同，项目研究未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价值建议，验收流于形式。该评价机构在2025年榜单评价中，通过提高主观指标得分的方式，帮助海城市从客观指标第118名调整至综合得分第91名。从“本土企业装省外资金”到“财政资金买榜单排名”，数字政绩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延展。
造假虚数一路绿灯，病灶何在？
河南多地造假、辽宁海城买分冲榜等案例接连被曝光，体现了上级加码、基层糊弄，省里核查不力、区县压根不核，层层失守形成了一系列监管漏洞，最终滋生出数据造假的乱象。究其根本，是政绩观扭曲在数字维度的投射。
政绩观错位，把数字当晋升筹码，是乱象的根本症结。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深刻剖析，一些基层党政干部热衷于在统计数据上“做文章”，出发点是用漂亮数字为个人升迁“铺路”。2025年央视播出的反腐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第四集，曝光了时任山东省威海市委书记孙述涛统计造假案的内幕。孙述涛主政威海期间，该市GDP增速排名上演“过山车”：上任前排在全省靠后，2013年升至第7名，2015年跃至第2名，此后稳居前3；2018年他调离，次年排名直接跌回第13名。经国家统计局核实，2013年至2017年威海规上工业数据严重虚报，多家企业反映“要求报得越多越好”，甚至有企业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报过，但是有关方面以企业的名义报了虚假的数据”。
造假动力源于其升迁焦虑。孙述涛亲口承认：“GDP到了后边去了，大家评价我干得不好，就会影响我的发展。”2015年至2017年是他自认为的提拔关键期，他将本已虚高的数据再次强令调高，通过点名批评、加强考核等方式向下传导压力，致使统计部门无法正常履职，反要去帮企业“润色”数据。
上级压指标、下级报虚数，则是造假链条的隐形推手。舞阳县造假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上级对省外到位资金的考核指标，“基本上都是2%、3%（增速），或者更高一点”。在基数本就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逐年刚性增长，加上频繁排名通报，基层为完成考核任务不得不弄虚作假。同时，细看舞阳县案例，当中暴露出的监督疲软令人震惊：省、市、县三级无人核查、无人过问。企业口头报送数据，上报无凭证、过程不核查，虚假数据就这样一路直报省里。2025年国家统计局常规统计督察反馈意见也明确指出，部分地方执行国家统计政令不严格，统计基层基础比较薄弱。
政绩观错位、考核机制失衡、监督约束疲软、干部任期短视等多重因素环环相扣，形成了闭环困局。
全域纠治，利剑破“虚”
事实表明，数字政绩不是查不清的黑箱，也绝非禁不了的顽疾。
2023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首次将“统计造假”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条款；2024年9月，《统计法》完成修改，进一步强化对统计造假的法律责任追究。2025年3月，国家统计局会同相关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的实施方案》，强化追责问责纪法衔接。从党内法规到国家法律，纪律红线越划越密。
2025年10月，国家统计局组建12个督察组，进驻天津、吉林、福建、江西、山东、甘肃6省（市）及工信部、民政部、生态环境部等6个国务院部门。2026年4月，督察组集中反馈意见，明确指出：“部分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以数据造假谋取虚假政绩问题依然存在”。督察反馈同时强调要“全面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党政同责责任体系和追责问责体系”，深入查找现行制度机制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该废止的废止，该修订的修订。
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完善反腐败工作机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与巡视、组织、宣传、政法、审计、信访、财会、统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
明确贯通衔接的方式渠道，是推进纪检监察监督与统计监督贯通协同的重要一环，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与统计部门正加速构建协同联动格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推动国家统计局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总队与各省区市纪委监委全部建立贯通协调机制。甘肃省纪委监委与省统计局联合印发“1＋9”制度体系年度工作任务指引，建立监督贯通协调联席会议机制，确定召开联席会议、日常联系沟通、线索问题处置等10项年度工作任务，省统计局向省纪委监委提供统计数据质量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实现信息互通、监督互联。重庆市万州区创新出台“纪巡审财统”五类监督贯通协调二十五条措施，从沟通会商、协同监督、线索移送、成果共享到组织保障全链条构建监督体系，2025年五类监督主体互移问题线索293件，同比增长42%……这意味着，数字政绩的纠治正迈向制度化约束。
数据本是丈量发展的标尺，不该沦为包装政绩的滤镜。对于各级党员干部而言，这是正本清源的“关键一役”，更是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答好的时代考卷。这场针对数字政绩的战役，正在进入深水区。